2023年9月12日（周二）晚7：30-9：00，南京大学校友终身学习辅助计划“诚计划”第67期《不平等条约体系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重建》在南京大学“暾学堂”开讲。本次课程邀请到的是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陈谦平。陈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的研究，研究领域涵盖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对外关系等方面，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承担教育部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余项，在史学界尤其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次讲座，陈教授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分享。在第一部分即中华文明是国际化发展的结果中，陈教授强调，国际化程度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强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华民族传承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发展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中华文化亦是多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
在第二部分，陈教授谈了传统中国“天下观”的演变，包括汉以前的畿服制度、汉武帝之后的册封制度、唐宋时期的羁糜制度以及元朝的土司制度。
接着，陈教授着重讲了明清时期的朝贡制度。朝贡体系是西方学者对清以前存在于东亚地区的、以中原皇朝为核心的等级制政治秩序一种理论概括。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朝贡制度，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并使朝贡制度成为东方世界通行的国际关系体系，这一体系在清朝达到鼎盛时期。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都是主要的国际关系模式。
从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中国的大门对西方关闭了一个多世纪。此时正是西方世界进步最快的时期，闭关锁国使中国既无法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力和技术，更无法融入世界的近代化潮流，逐渐衰落。
鸦片战争后，列强的武力入侵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成为不平等条约体系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造成的冲击，使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急剧变化。西方思想冲击的结果带来的是传统文化的解体。
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与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困境部分，陈教授指出：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打开中国门户，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将自己的法则和制度强行引入中国，中国因此被纳入条约体系。不平等条约为西方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方式引入中国提供了政治和法律基础。而西方列强则通过条约体系来对中国构建多民族国家施加影响。
陈教授认为，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由传统皇朝向现代化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五族共和为主体的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英、俄、日等国在西藏、外蒙古和满洲问题上向袁世凯施加外交压力，几乎使试图建立“五族共和”多民族国民国家的新政权处于崩溃边缘。中华民国政府以继续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列强在华特权和侵略战争所掠得的赔款作为代价，试图换取西方列强所构建的国际条约体系对中华民国继承清朝疆域版图的承认。陈教授通过分析俄（苏）控制下的外蒙古以及英国控制下的西藏，说明了中华民国政府在这两地的妥协，导致中国边疆不断出现少数民族的分离、暴乱和界务危机，并始终困扰着中国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英国驻华公使朱迩典奉命斡旋南北关系，他多次敦促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英国政府也向清廷施压，寻求权力的和平过渡。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认为英国是从其在华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才有此行为。方德万因此在书中提出"债券市场赢得了辛亥革命"的论断。
陈教授认为，对于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试图独占中国，美国构建的华盛顿体系就是以制约日本侵略中国为目的的。华盛顿会议和华盛顿体系对于中国构建多民族国民国家，对于19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无疑具有重要影响。
以1925年五卅运动为契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在苏联支持下，北伐战争于1926年5月开始。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北伐，在英美支持下在同年六月接管京津和河北。随着新疆杨增新和东北张学良先后于同年7月和12月宣布服从国民政府，中国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将东北三省全部鲸吞。经过上海淞沪抗战，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日本又于1933年初侵占热河，3月对长城各口隘发动战争，并策动华北自治运动，使得中国陷入空前的亡国危机。与此同时，法属印度支那政府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对南沙群岛的侵占行动，先后侵占南海九小岛和西沙群岛。
华北危机之时，在英印当局指使下，剑桥大学教授华金栋非法闯入西藏地区，并被扣留。在西藏地方政府向英印政府抗议时，英印当局趁机公开提出并不存在的“麦克马洪线”问题，并指责西藏地方政府侵占了英印的“领土”。此外，英政府还阻止九世班禅返回西藏、策动反热振事件，百般阻挠国民政府切实恢复在西藏的主权。在新疆，苏联出于遏制日本势力出东北、阻止英国势力影响中亚、防止国民政府强化在疆统治、有利于苏联与中共关系等几方面的考虑，支持盛世才统治新疆。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元首在雅尔塔召开会议，讨论战后国际秩序，秘密签订《雅尔塔协定》，划分了战后远东势力范围。在美国要求下，国民政府最终同意雅尔塔协定相关内容，并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至此，中国仍面临严重的边疆和民族危机，从国际化的视野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环境的制约。《雅尔塔协定》导致了外蒙古的独立，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亦收回了被日本占领的台湾、澎湖和南海诸岛，从而确定了中华民国新的版图。
讲座的最后，陈教授总结：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实行共和体制的国家政权，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开端。中国要想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受战争赔款和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封建皇朝向独立、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转型,实非易事。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整体性体现在其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不是孤立的，并不完全是政治与社会内卷化的结果。实际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每个阶段都同国际化的影响密不可分。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化是中国和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
讲座之后，陈教授针对直播间朋友们的提问进行详细的回答，反响热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相信我们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历经风雨所缔造出的多民族国家，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下，未来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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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郭敏